半岛体育任正非的艰难时刻：爱将背叛、亲人离世、身患抑郁“我理解了，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，为什么选择。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，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，你才知道CEO不好当。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，仍然是一头雾水，衣服皱巴巴的，内外矛盾交集。2002年，公司差点崩溃了。IT泡沫破灭，公司内外矛盾交集，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，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，梦醒时常常哭。

　　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曾在书中披露：“任正非的脾气很坏，是我见过最暴躁的人，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（高级干部尤甚）。有一天晚上，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，吃饭到9点。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，他说回公司，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（第二天要到华为）。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。到了会议室，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，看了没两行，‘啪’地一声扔到地上，‘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’于是骂了起来，后来把鞋脱了下来，光着脚，在地上走来走去，边走边骂，足足骂了半个小时。”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，任正非对华为财务总监说：“你的长进非常大，”总监还没来及高兴就听到了下半句，“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！”华为创业早期，很多高管都感受过任正非“疾风暴雨”式的批评，但唯独有一个年轻人例外，任正非不仅不批评他，还喜欢得不行。背地里，任正非评价这个年轻人“这小子太厉害了，看问题太深刻，如果我要做个人投资，我一定投他。”这个年轻人就是

　　李一男1970年出生，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，1993年加入华为，入职半个月就成为主任工程师，半年后因为表现突出，被提拔为研究部副总经理，25岁成为华为总工程师，27岁当上了常务副总裁。

　　通信设备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、知识密集型产业。华为一进入这个领域，面对的就是思科、朗讯、阿尔卡特等全球顶尖的通信设备制造商，要想在此间立足，技术研发能力必须强。而李一男就是任正非的“尖刀”。

　　从1993年到2000年，李一男带领的研发团队，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，表现抢眼，期间华为的市场营收从4.1亿狂增50倍，达到了200多亿。

　　任正非对李一男宠爱有加、视若己出，不仅给钱给权，还尽可能为这个技术天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。私下里，华为内部都称李一男是任正非的“干儿子”，是任正非培养的人。2000年，为了给老员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，也为了将来在市场上组团“打群架”，同时解决管理机构庞大的问题，一批对公司贡献较大、深受信任的老员工，被鼓励出去做华为的数据产品代理商，任正非称之为“内部创业”。“人”李一男主动参加到这次内部创业大潮中。离职前，日理万机的任正非亲率华为高层，集体在深圳五洲宾馆为李一男开欢送会。据说会议现场十分感人，充斥着“送孩子读书、盼衣锦还乡”的气氛。但与会的所有人都未曾料到，李一男之后竟然“叛变”了。欢送会后，李一男带着价值1000多万元的华为设备（用华为内部股份兑换）北上创建“港湾网络”。不久之后，港湾网络便获得了美国华平、淡马锡等机构近亿美元的风投。

　　有了风投的加持，李一男的目标不再是做一个华为的产品代理商，变成了“离职高管+风投基金伺机KO老东家”。

　　李一男对华为的产品和市场优劣势十分清楚，港湾在市场上迅速攻城略地，屡屡夺标，销售额很快破亿。

　　一边在市场中与华为竞争，港湾还一边到华为挖人。2001年，在高薪、期权的各种之下，上百号华为核心研发人员加盟港湾。发展到后期，港湾的挖人手段愈来愈大胆。有媒体披露：港湾会先私下收买华为市场和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，然后这些人并不离开华为，而是回避港湾的相关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。港湾甚至还收买了华为北京研究所的一个员工，由其利用华为资源进行研发，然后和港湾共同成立合资公司。

　　任正非后来回忆说，2001年至2002年，华为处在内外交困、濒临崩溃的边缘，公司很多人效仿港湾，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，合谋偷盗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。

　　彼时的华为，散发着“末日”的气氛，很多人喊着“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”口号“叛逃”，华为摇摇欲坠。从华为出来的人，大多数选择了创业，他们运用华为的技术，模拟华为的运作，蚕食华为的市场。2002年，华为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。任正非想不通，在他看来，权力、利益（员工持股达90%以上）、舞台、甚至真情，他都给了员工，而这些人却选择背叛，他痛苦，更迷惘。但任正非没想到的是，不久之后，更大的痛苦突然而至。

　　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地区的苗族自治县，父母都是谨小慎微、辛苦勤勉的教育工作者。我们兄妹七个，加上父母共九人。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，毫无其他来源。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，儿女一天天在长大，衣服一天天在变短，而且都要读书，开支很大，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-3元的学费，到交费时，妈妈每次都发愁。

　　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。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，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，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，我不敢，因为我知道做不到。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，我真想哭，因为，我有衬衣了，弟妹们就会更难了。我家当时是2-3人合用一条被盖，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。

　　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，就更困难了，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、棉花票管制，最少的一年，每人只发0.5米布票。没有被单，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，洗干净，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。

　　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，控制所有人的配给制，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总会有一个半岛体育、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。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。

　　高三快高考时，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用米糠和菜合一下，烙着吃，被父亲碰上几次，他心疼了。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，粮食是用瓦缸装着，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。

　　高考前三个月，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，要我安心复习功课，我能考上大学，小玉米饼功劳巨大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也许我就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，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，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。这个小小的玉米饼，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，我无以报答他们。

　　“记住知识就是力量，别人不学，你要学，不要随大流。”“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。”父母这样教育我。

　　我当年穿走父亲的皮鞋，没念及父亲那时是做苦工的，泥里水里，冰冷潮湿，他更需要鞋子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感觉自己太自私了。

　　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，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，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，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。

　　2001年1月8日，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买菜时遭遇车祸。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，只装了十几块钱，被当作无名氏送到医院抢救。直到中午，任正非的妹妹发现母亲未回，急忙寻找，才知道发生了车祸。而此时，任正非正跟随国家在伊朗访问。得知消息的他心急如焚，因为没有直达昆明的航班，任正非多次转机，在巴林又遇雷雨，前后耽搁近9个小时半岛体育，到曼谷时又延误了10分钟，没有赶上最快一班回昆明的飞机。等任正非回到昆明时，病床上的母亲已撒手尘寰。

　　母亲去世前，给任正非留下了几万块的存款，在她的观念里，做生意不会总是一帆风顺，攒一些钱，以后用来救任正非。

　　往年春节期间，任正非都在国外拜访客户，因为中国过节时，国外客户往往上班，2001年，他下定决心，春节要好好陪陪母亲，长这么大，他还没好好陪过自己的母亲，但春节前半个月的车祸，却让这一小小的心愿化为泡影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曾经繁忙、抽不出时间等缘由，令任正非万分痛苦与自责。《华为基本法》的草拟者之一，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后来披露：“这件事对任正非打击极大，在老任看来，企业做这么大，关键时刻，连母亲都照顾不了，他非常痛苦。”

　　失去至亲的任正非，工作上也面临重重磨难。员工出走事件仍是悬梁利剑，国际战场上，初出茅庐的华为又迎来不速之客。

　　2002年12月，通讯巨头思科全球副总裁“造访”华为，思科提出华为侵犯了其产品知识产权，要求华为承认侵权、赔偿，并停止销售产品。面对咄咄逼人的思科，华为思考再三后决定：可以停止销售有争议的产品，但绝不接受侵权的指责。

　　彼时的华为刚进入国际市场3年，承认侵权必定给品牌形象带来巨大损害，无异于自毁长城。但华为的提议远远满足不了思科的胃口，双方不欢而散。

　　作为国际市场的青涩选手，面对一个全方位碾压自己的重量级对手，华为选择了息事宁人，将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十几台争议产品悉数回收。华为的示弱举动，却被美国媒体和思科看成做贼心虚，各种指摘纷至沓来。

　　在美国媒体看来，“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”。美国更是认为：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，即便有，一定是靠模仿、抄袭、侵权制造的。这种长期形成的狭隘观念，使得美国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。

　　美国一家网站称，华为与思科的产品在外观、编号、功能上极为相似，思科的工程师不用看说明也可以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。思科更是声称，旗下软件中的BUG，同样出现在华为的软件中。在中国，不少知名媒体初期也都相信了思科的一面之词，认为华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。

　　而此时，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反击，因为中国市场同样是思科重地。为此，思科的副总裁特地拜访了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，表明思科“捍卫”专利技术的决心，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。为了向中方施压，思科利用媒体和，将此次事件上升到“考验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”高度。很快，思科赢得了想要的结果，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表示：“政府不会给予华为上的帮助。”2003年1月24日，思科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，诉讼内容长达77页。

　　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闻发言人，也在第一时间将不利于华为的信息发布给媒体，并警告华为的潜在客户，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，以免带来连带赔偿。

　　不善公关，又奉行远离原则的华为很清楚：一旦思科诉讼胜利，华为将在未来很长时间无法进入美国，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陷入思科的步步阻击之中，华为的国际化之路将可能因此而破灭。2003年，在欧美市场，很多客户都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。而此时，港湾在国内也频频“抢食”华为的市场，任正非内外交困。

　　爱将背叛，母亲逝世，国内市场被港湾“抢食”，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，核心骨干流失，公司管理失序，IT泡沫破灭……致命危机接踵而至，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却依旧深感到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。

　　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，经营企业更是如此。危机面前，有些人一蹶不振，有些人则越挫越勇。夜里哭完，第二天白天的任正非依旧充满斗志，有评论称他是极具性格冲突的人，“顺风顺水时充满危机意识；身陷绝境之后，又表现出无可救药的乐观。”

　　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面对思科的咄咄逼人，华为将争议产品退出美国市场却被视为心虚，很明显，继续求和将会更加被动。

　　华为很快组建了由数位副总裁领衔，多名专家参加的“应诉团队”，赶赴美国。期间，华为一边积极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，一边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，与《财富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等媒体进行交流，让美国媒体认识真正的华为。

　　在对方听到华为1998年开始，就聘请一流的国际顾问公司为自己做财务、审计、管理等服务时，都深感震惊。

　　依据这一消息，美国媒体很快采访了普华永道、摩托罗拉、IBM等公司，结果，这些公司都对华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　　美国另一家通讯设备巨头3COM公司的CEO克拉夫，则坦诚地告诉美国记者：“华为的工程师都具有相当天赋，他们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操纵着最新的设备和软件，他们拥有我所见到过的最先进的机器人设备。”

　　一边倒质疑华为的美国媒体中，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。到2003年5月，美国媒体对华为及官司的正负报道就出现了平衡。

　　长达几个月的庭审期间，华为与思科激烈交锋，斗智斗法，双方多次反复举证，庭审陷入胶着。但双方都明白，胜负的关键在于：彼此产品的源代码是否雷同。

　　2003年10月1日，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，结论是：华为的产品是“健康”的。10月2日，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。

　　困难一旦被战胜，就会反过来变成能量与营养，让胜者更强大。在国际市场上籍籍无名的华为，因为思科诉讼而声名大振，其产品随后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。时至今日，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，华为都堪称走得最稳又最快的一个。

　　2004年，华为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。任正非腾出手，开始与李一男等“叛将”，展开对决。为此，华为在公司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——“打港办”。不能让港湾赚到钱、更不能让港湾上市半岛体育，成了“打港办”的两个基本目标。任正非要求销售部门：可以丢单给中兴、思科，但坚决不许丢单给港湾。为了确保目标实现，华为采取了一系列凶悍的手段：已经使用港湾设备的客户，华为进行回购，并且买一送一；港湾中标的，华为甚至可以白送；即便几百块的小单，华为也不放过；同时开展“反挖人”运动，港湾的一个研发部门被整体挖走。

　　港湾的业务很快陷入停滞状态。为了摆脱困境，李一男决定加速上市，但在IPO的关键时期，美国证监会收到了大量的匿名邮件，指责港湾进行数据造假，港湾上市梦碎。

　　2005年9月，港湾法务部收到华为公司的律师函，华为表示因为港湾侵犯了其知识产权，将对港湾提起诉讼。而在早前的5月份，李一男曾经在华为的三个同事因被认定侵犯华为知识产品，被深圳中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。港湾一度寻求国际买家收购自己，摩托罗拉、北电网络、西门子都表示很有兴趣，但最终都因华为与港湾存在知识产权纠纷而宣布放弃。2006年6月6日，走投无路的港湾网络宣布与华为合并，李一男重新回到华为担任副总裁。“回归”后，任正非在杭州与港湾的高层进行对话，他说：“不要看眼前，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，要看未来、看发展。

　　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点矛盾、有点分歧，是可以理解的，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，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袱，是不能做成大事的。

　　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，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，我们只好作出反应，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。”